茶叶有着悠久的历史，凭借其独特的口味和良好的疗愈效用，已成为风靡世界的饮品之一。作为一种商品，茶叶从中国传播到英国乃至世界各地，在传播过程中，茶叶成为大英帝国不断扩张与膨胀的工具。
在海上贸易得到发展之前，茶叶通过欧亚大陆上的丝绸之路或茶马古道向西传播。首次提到茶叶的欧洲作品，是多卷本游记《航海和航行记》由地理学家赖麦锡翻译和编辑。这个威尼斯人声称，自己了解到一种被称为“中国茶叶”的草药。威尼斯过去一直是东西方之间重要的商业中心和连接地带，阿拉伯商人和旅行者常常在此向欧洲人介绍亚洲药品、食物和饮食习惯。茶叶和咖啡此时已经成为中东咖啡馆的主要商品，蒙古人可能早在13世纪就已经把茶传到伊朗了。
17世纪时只有少数欧洲精英在波斯、印度次大陆、东南亚、中国和日本见过现泡的热茶。17世纪30年代，亚当·奥列里乌斯在波斯宫廷见到茶叶。他将茶形容为波斯当地一种常见的饮品，经常与“小茴香、大茴香、丁香和糖”混合饮用。
直到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后，1610年茶叶才正式从日本和中国被带到欧洲。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在荷属东印度的首府巴达维亚购买茶叶；不过与利润更高的丝绸、黄金和瓷器相比，茶叶只占该公司商贸的一小部分。此后数十年时间里，茶叶进入欧洲大陆，但只有贵族、君主和社会上最富有的消费者，才买得起这种象征身份地位的东方奢侈品。
在法国路易十四沉醉于奢侈生活，他喜欢用黄金茶壶泡茶，以凸显其高贵的身份。欧洲各国的精英和有教养的文化阶层，很快把法国的品位和优雅的概念传播开来，茶叶得以走入更多国家。但是，并非每个人都喜欢这些时髦东西的味道。德国一位公爵夫人在信中曾写道，“茶让我想到干草和粪便”，咖啡让她想到“烟灰和羽扇豆”，而巧克力“太甜”，让她肚子痛。
与法国人、荷兰人和葡萄牙人相比，英国人饱受战争蹂躏，政权上四分五裂，而且国家相对弱小，接受茶饮品比较慢。17世纪50年代，少量茶叶进入英国，但直到17世纪60年代，尤其是在光荣革命之后茶文化才开始在不列颠群岛和北美部分地区生根发芽。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茶叶成了“物质大西洋”的重要组成部分。
18世纪初，中国瓷器和饮茶风靡欧洲贵族圈。到了18世纪中后期，饮茶在欧洲就不再是只属于贵族的奢侈，而变成了中产阶级也争相追求的时尚。1720年比利时画家约瑟夫·范·阿肯来到伦敦，以当时流行的“茶会”为主题绘制了多幅画作。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整个大西洋世界，高知阶层和富人都认同亚洲人的“茶叶观”，把茶叶当作保健药物和社会地位的象征。科学论文、报纸和广告普遍宣称，这种中国草药可以治病，有振奋作用，能够使人的身体强壮。《茶叶与帝国》指出：“宫廷文化、游乐园和咖啡馆强化了茶的外来性，同时使健康和外国文化变得时髦而令人愉悦。”
在利益的驱动下，18世纪时东印度公司日益专注于茶叶贸易。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进口量从17世纪90年代的仅仅数百磅，发展至1757年每年进口1200万磅，并在伦敦的仓库储存了1700万磅。茶叶带来的收益为大英帝国发动战争奠定了经济基础，战争也为茶叶的销售打开了新的市场。东印度公司对孟加拉获取了控制权，促进了鸦片的生产与控制，其产品被销往中国，从而阻止英国白银储备流向中国。
真正改变中英在茶叶领域地位的，还要数阿萨姆茶。阿萨姆位于印度半岛，它的命运与中国、英国、缅甸和地方政权等多方密切相关。1824年到1826年英缅战争期间，英国军人首先在阿萨姆发现了茶树。其实，在英国人到来之前，阿萨姆地区已种植茶树并饮茶，但英国殖民者的到来，把这个地区变成了能够供应全球市场的广阔茶园，改变了世界茶叶销售的格局。
此时，中国和英国日益敌对，印度茶叶的战略价值逐渐凸显。1828年，在广州生活和工作的茶商约翰·沃克给英国政府写了长篇备忘录，宣称作为英属殖民地的重要特产，印度茶叶有望“打破中国的垄断”。这份备忘录影响了英国政府的政策，也影响了后世对茶叶及其历史的理解。沃克声称，英国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这种情况“和大英帝国的尊荣不般配”。
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印度茶叶逐渐被英国人视为全球性问题的重要解决方法。《茶叶与帝国》分析认为，阿萨姆能够供应一种廉价而健康的饮品以满足世界的需求，可以为英国政府提供稳定的收入，并且“让中国彻底明白英国是两个帝国中更为强大的一个”。
阿萨姆并非独一无二，但它率先证明了茶树是可以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商业化种植的。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茶叶种植扩展到印度其他地区、南亚和东南亚乃至美洲。然而，阿萨姆茶在殖民环境下发展尤盛，因为英国殖民者用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和其他利好条件滋养着这个产业。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种植园主和公司掌握了阿萨姆地区的土地、劳动力和技术知识，并主导着这块土地的发展方向和根本命运。
本文转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