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产量，还要有广阔的销售市场。《茶叶与帝国》中认为大英帝国出产的茶叶，即在英国殖民地栽培和生产的茶叶，是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消费文化在国内和全球发展的产物。从19世纪50年代到1914年，跨国商品交易的规模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而食品处在全球化世界的最前沿。
印度茶叶得到迅速推广，得益于这个时代的技术发展。以蒸汽为动力的铁路、河流和海洋运输，提高了全世界的贸易流通速度。有了精心设计的道路、桥梁、码头和仓库后，大量印度茶叶能够被转运到伦敦、利物浦、阿姆斯特丹、纽约、旧金山和其他地区的主要市场。
伦敦明辛街是当时公认的全球茶叶贸易的金融和实体中心。随着东印度公司垄断的结束，茶叶拍卖活动和茶叶交易商迁移到了明辛街上。伦敦这个大都会提供了资本、商业信息、仓储和销售设施，还有庞大的本地市场。19世纪20年代，英国出现了建设码头的热潮，凯瑟琳码头对于茶叶贸易尤其重要。码头于1828年启用，包括6座优雅的6层楼仓库，通过运河与泰晤士河相接，每年能够吞吐70万箱茶叶。
一旦进入港口，劳工会把茶叶转运到仓库、称重、检查、分类、品尝、嗅闻、征税，并用看起来宛如埃及象形文字的符号做标记。十几个奇怪的符号记录着尺寸、质量和口味等信息，描述语有“木质”“枯萎”“多灰”“极多灰”“烧焦”“气味奇怪”等。掌握着茶叶品质话语权的大英帝国，直接左右着这一行业的全球化进程。
虽然印度茶产量和销量大幅提升，不过人们依然更加信赖中国茶，然而这一观念的改变，已经为时不远。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包装公司、百货公司、合作社、连锁商店和连锁茶叶店的出现，改变了茶叶销售网络。虽然小店主、小商贩仍然是茶叶流通系统的重要环节，但是全国性品牌在迅速增长。
立顿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崛起的。托马斯·立顿爵士是开发大众市场的成功商人，直到1889年他才开始销售茶叶。在广告和自传中立顿断言，他是第一个“出售自己所产茶叶的茶叶种植园主”。1890年立顿在锡兰买下第一个种植园后，他在媒体上发布了大量茶叶种植园和茶厂的图片广告，并声称他的茶叶直接从“茶园到茶杯”，暗示消费者这个品牌是可以信任的。立顿之所以取得成功，并非因为做了很多广告，而是因为立顿认识到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购买力。在工人社会中金钱和食物的分配不均衡，男性吃的肉更多，他们的妻子只能靠甜茶维生，价格实惠的立顿茶迎合了工人阶级中女性消费者的需求。在巧妙营销下，花较少的钱就能享受下午茶逐渐成为这一群体的生活标配，由此大大带动了茶叶的销量。
进入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英国茶叶商人开始更加主动地思考新的销售策略，他们断定最有可能击败中国人的方法是唤起英国消费者的“爱国主义”。很快打着“印度茶叶直销公司”和“纯正印度茶叶供应商”等名号的公司，开始面向消费者直接销售未经调配的英属殖民地印度茶叶。这些公司强调所有的印度茶叶都是纯正、健康、可口、划算的，并具有热爱大英帝国的属性。这些公司宣称：印度茶叶更纯正、印度茶叶更芳香、印度茶叶更浓郁、印度茶叶更便宜、印度茶叶更有益健康，因此在各个方面都比中国茶叶好。
在自由贸易主导话语的时代，这种广告很快大行其道。从19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原产地广告和帝国主义诉求变得更加普遍”，印度茶终于取代中国茶，普遍流行于英语国家和地区，甚至影响到今天的全球茶叶销售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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